全球范圍內的寒潮、酷暑、颶風、洪水以及森林大火等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近些年頻繁發生，疊加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有關人類生存安全以及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其中，應對氣候變化早已成為關鍵議題。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物理風險、轉型風險以及責任風險也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視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今年9月發布了《我們的共同議程》（以下簡稱《議程》）。《議程》指出，人類面臨一個嚴峻而緊迫的抉擇：是進一步走向崩潰，還是取得突破，走向更綠色、更美好、更安全的未來。

“我們知道，GDP這一指標沒有考慮到人類福祉、地球可持續性和非市場服務，也沒有考慮到經濟活動的分配層面。荒謬的是，當人們過度捕撈、砍伐森林或燃燒化石燃料時，GDP就會上升。我們正在破壞自然，但我們卻把它視為財富的增加。這樣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現在是集體承諾采取補充措施的時候了。如果沒有根本性的轉變，我們在生物多樣性、污染和氣候變化方面確定的目標將無法實現。”古特雷斯表示。

為“綠色”定價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在最新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除非我們在未來幾十年內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否則全球變暖的幅度在21世紀將超過1.5攝氏度和2攝氏度。氣候變化正在加劇水循環，這會帶來更強的降雨，甚至引發洪水，而在許多地區則意味著更嚴重的干旱。

“穩定氣候需要強有力地、快速地、持續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并達到二氧化碳的凈零排放。限制其他溫室氣體和空氣污染物，特別是甲烷的排放，對健康和氣候都有好處。”IPCC第一工作組聯合主席翟盤茂說。

而要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為碳定價便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機制。瑞士百達財富管理資產配置與宏觀研究主管戴卓鳴分析稱，經濟學家們一致認為，溫室氣體排放是一種外部因素，它們為社會帶來排放者難以承受的成本，至今市場仍無法將其內部化。因此，為碳定價不僅是必需的，也被廣泛認為是一種向低碳經濟過渡的最佳方式。

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發布的一篇博客中指出，碳定價所產生的激勵可以通過對排放率或費用的規定予以加強。利用碳定價收入來提振經濟，并抵消燃料價格上漲造成的經濟損害，可以為這一戰略贏得支持。與此同時，需要采取適當的過渡措施來幫助低收入家庭、弱勢工人和地區。私營部門可能無法提供的清潔技術基礎設施網絡需要公共投資，比如電動汽車充電站和電網擴建，以容納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而碳定價最終也必須拓展到其他行業，如林業和農業。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碳定價主要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實現，一是征收碳稅，二是碳排放交易制度。其中，碳排放交易制度已經在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逐步開展，并在推動碳減排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富達國際大中華區公司治理及可持續投資業務總監王芳在采訪時表示，碳排放市場交易機制通過把碳資產化和商品化，使排放不再成為一件零成本的事情，在刺激排放大戶淘汰落后產能來實現減排的同時，激勵低碳技術的創新和運用，最終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與此同時，賞罰機制健全、限制配額和全行業覆蓋的碳市場有助于更有效地進行碳定價，從而發揮碳交易機制的最大效用。“各國家、地區和市場未來在碳市場間的聯動和對接有助于形成區域性乃至全球碳市場，最大程度地活躍碳交易并擴大市場規模，更好地助力全球綠色低碳經濟轉型。”王芳說。

中國銀行研究院博士后汪惠青表示，碳排放權交易機制通過價格信號引導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全社會的減排效率，降低減排成本。在碳交易機制下，企業的碳排放被納入成本范疇，實現負外部性的內在化，促使企業投入更多的資金和技術，開發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降低減排成本以及獲得減排收益。此外，碳交易具有較強的金融屬性，通過發展碳市場，激活碳市場的金融屬性，能夠更好地發現價格、管理風險、吸引資金，有效引導社會經濟綠色轉型。

能源轉型困難仍存

除了通過機制設計推動碳減排以及經濟綠色轉型外，實現能源從主要依賴化石能源轉向更加清潔的能源，有助于從根源上降低使用能源而造成的碳排放污染。古特雷斯曾表示，需要立刻采取能源行動，削減碳污染。主要措施包括：2021年后不應該再新建燃煤電廠。經合組織國家必須在2030年之前逐步淘汰現有煤炭，所有其他國家必須在2040年之前效仿；停止所有新化石燃料勘探和生產，并將化石燃料補貼轉用于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太陽能和風能的產能應該翻兩番，可再生能源投資應該是現在的3倍，以便在本世紀中葉之前保持凈零軌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持續推動能源轉型發展的同時，也不應忽視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汪惠青表示，新能源在能效、穩定性、成本、儲能等多方面都有待突破。第一，新能源的能源轉換效率需在技術層面得到進一步突破。以光伏發電為例，目前，商用光伏發電的轉換效率基本在25%以下，與70%的理論值相差較多。第二，新能源發電受自然因素影響大，隨機波動性強。隨著新能源并網比例不斷提高，發電波動將大幅增加，導致各國電力平衡難度加大，加劇電力供應短缺問題。第三，新能源的生產和儲能成本相對較高。

另外，從能源治理的角度來看，汪惠青認為，能源安全問題可能演化為能源政治問題，這就需要各國摒棄分歧、實現合作，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一項全人類共同的事業，在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轉型、電氣化、提高能效等領域展開務實合作，共同推動全球能源轉型和可持續發展。

“從社會經濟層面來看，全球能源轉型過程中不能忽視發展中國家的生存和發展需求。對于依賴化石燃料來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何平衡發展和能源轉型是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和幫助的。”王芳說。

另外，王芳認為，中國有望在全球能源轉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經過10多年的攻堅克難，我國已經在能源科技，尤其是新能源發展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