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巴黎大會是2015年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的歷程碑。歷經13天，1萬余談判代表參與的大會，順利達成《巴黎協定》。該協定對2020年之后的國際氣候治理機制做出了框架性的安排，包含三個目標，即將全球平均溫升控制在2℃以內并為1.5℃而努力；提高適應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能力，并以不威脅糧食產量的方式增強氣候適應能力和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資金流動符合溫室氣體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發展路徑，明確了自下而上以國家自主貢獻為基礎的減排機制。

 大會成果是在何種背景下達成的，是否解決了老生常談的談判問題，大會之后我國面臨形勢如何，氣象部門又能在哪些方面發軔。中國氣象報記者專訪了我國談判團成員、中國氣象局科技與氣候變化司副司長高云。

 凝聚共識之路充滿艱辛

 196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締約方，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有著不同的責任和訴求。公約談判遵循協商一致的原則意味著，一個成功的協定，需要在回應所有締約方關切的同時不觸及任何一方底線。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沒有取得預想的成果。在此之后，各國踏上了重新凝聚共識、回應196個締約方關切的漫長道路。

 2010年氣候變化坎昆大會簽署《坎昆協議》，鎖定了《哥本哈根協議共識》的基本內容，同意啟動德班增強行動平臺特設工作組，負責2020年后減排溫室氣體的具體安排。2012年的《多哈修正案》明確《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減排指標及2020年前雙軌減排模式。2013年，華沙決議最終決定請各國準備和提交國家自主貢獻；2014年在氣候變化利馬進一步確認2020年后的機制繼續受《公約》原則指導。

 哥本哈根大會后，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了第五次評估報告，明確了人類對氣候系統的影響是明顯的；人類對氣候的干擾越大，面臨的風險越高，受到的影響更加廣泛和不可逆；可以采取措施限制氣候變化，建立一個更加繁榮可持續的未來。

 同時，保障氣候安全，控制氣候風險逐漸成為國際共識。一方面，數據顯示，1960年以來，全球極端事件發生頻率上升了4倍，經濟損失上升了7倍；另一方面，目前，溫度已比工業革命前上升了1℃。高云舉例：2013年11月超強臺風‘海燕’重創菲律賓，官方確認超過6100人死亡。這些看得見的事實和災難給各國敲響了警鐘。

 另外一個趨勢是，可持續發展和低碳轉型在全世界范圍得到認可和推崇。從聯合國千年計劃到可持續發展目標，氣候行動及清潔廉價能源等議程愈發得到重視。中國、美國及歐盟等主要經濟體都在推動能源轉型，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各國就保障氣候安全、發展低碳經濟達成共識。

 這些變化為巴黎大會的召開營造了良好的氛圍，各國在國際治理中合作共贏理念和政治意愿的不斷增強。高云說。

 協定成果回應了各國關切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大會開始時引用了雨果的名言：最大的決心會產生最高的智慧。這句話在大會結束時，被法國總統奧朗德再次引用了。一句是期待，一句則是期待達成后的欣喜。

 《巴黎協定》一錘定音；為落實協定所需機構建設、具體行動和行政、預算等事務進行安排的《巴黎大會決定》也隨之達成。各項成果回應了196個締約方的關切。

 在減排方面，2020年后所有締約方將以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減排，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繼續帶頭努力實現全經濟絕對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應繼續加強其減緩努力，逐步實現絕對減排或限排目標；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可通過編制和通報反映其低排放戰略和行動。

 在適應方面，確立提高氣候變化適應能力的全球適應目標，并將通過損失與損害華沙國際機制加以締約方之間的理解和支持。雖然語言平實，但這已邁進了一大步。早些年，發達國家認為適應是本地的事，不需合作。高云說。

 在支持方面，發達國家締約方將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

 在透明度方面，設立關于行動和支持的強化透明度框架；在全球盤點方面，從2023年起，每5年將有一次全球總體盤點，幫助各國提高行動力度；在損失損害方面，強調建立早期災害預警系統及綜合性風險評估管理等內容。

 歷史性協定重塑多邊進程

 奧朗德把大會比作最美麗、最和平的革命；各國政府大多稱之為歷史性、轉折性的，認為它確立了2020年后自下而上、相對寬松靈活的減排模式；堅持《公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強化了共同責任；回應了發展中國家關切；體現了基本共識回避重大分歧，有待后續談判。

 對中國而言，這也是一份公平合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效、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定。傳遞出全球將實現綠色低碳、氣候適應和可持續發展的強有力積極信號。

 盡管如此，高云回憶談判過程，充滿艱辛。爭議焦點在于體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區分、強化減排以彌補國家自主貢獻與紅線目標的差距、體現對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等。

 具有共同訴求的國家往往采取組團方式，形成不同的國家集團，如G77+中國，傘型集團等。但即便在同一個國家集團，不同國家立場也存在差異。如在G77+中國(發展中國家集團)，基礎四國強調氣候行動與發展經濟、解決貧困的協同性；拉美集團更主張全球減排；石油輸出國強調國際社會有義務助其轉型；小島國要求1.5℃溫控目標；最不發達國家更關心資金和損失損害問題。

 《巴黎協定》已經是目前能夠取得的最好結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多邊進程的新時代，國際治理正向‘各盡所能、合作共贏’方向轉變，同時向國際社會傳遞了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綠色低碳發展的強烈信號。但總體看來，協定不是終點，而是新起點。高云說。

 中國在會上起關鍵作用

 此次中國代表團由16個部門及港澳代表共計100余人組成，談判團每天通過例會，制定具體對策方案。在這個會議期間， 立足公約原則與習近平主席的講話精神，立足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定位，積極支持東道國，基于中美、中法、中歐聯合聲明，主動與各國家和集團溝通斡旋，并在大會因美國對最終案文的關鍵措辭提出質疑而陷入僵局時，積極與各主要國家溝通，為最終推動巴黎大會達成協議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充分展現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負責任大國的擔當和影響力。高云說。

 氣象部門能做更多基礎支撐

 在此次談判中，中國氣象局承擔能力建設議題G77+中國集團協調人。在談判期間，與科技部聯合舉辦邊會，解讀《第三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同時，氣象部門在智庫交流方面，簽署了中英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關于氣候變化風險評估合作工作協議。

 那么，今后，在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國際氣候治理中，氣象部門可以做什么呢？

 高云認為，氣象部門需要提升國際氣候治理中的氣候安全、防災減災合作水平。如，推進氣候服務系統建設；梳理并集中部門在適應和災害應對上的技術優勢和資源；抓住氣候變化南南合作機遇，結合一帶一路倡議擴大務實合作；提升氣象部門的國際影響力。

 其次，應做好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準備工作，并參與分析1.5℃的科學基礎和內涵。

 同時，要發揮專家委員會在協定落實中的作用，進行氣候風險評估，為國內低碳發展轉型、《巴黎協定》后續國際制度建設提供基礎性科技支撐。

 最后，還應發揮部門優勢，提高全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意識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